2月 22, 2017

慾望村,健忘國

健忘村 (2017)

隨著院線輪替到西洋情人節檔期,2017賀歲片土洋大戰也告一段落,此番好萊塢不但強壓地頭蛇,並且勝負懸殊。這次國產賀歲片的潰敗若有任何指標性作用,無非是過去十年來的幾面金字招牌都風光不再。三檔賀歲片中最具代表性的本土不敗印鈔機豬哥亮,其《大釣哥》的大台北票房以堪堪過千萬敬陪末座,就算中南部票房能如往年的豬哥亮作品一樣超過大台北二至三倍,全台總票房也幾乎確定無法破億;而頂有國片救世主光環的魏德聖以音樂電影《52 Hz, I Love You》從賀歲檔一路通吃到情人節檔的如意算盤也失靈,大台北票房也不過1250萬。而三部片中大台北票房表現最好的《健忘村》,也僅以1300萬領先榜眼不到五十萬,陳玉勳面子難保裡子更糟,不但無法再造《總舖師》(2013)票房驚喜,對岸票房表現亦不佳的窘境下,高達三億的拍攝預算看來損失慘重。

這三部同病相憐的國片,苦情一般、面對的困境卻不盡相同。如果說《大釣哥》與《52 Hz, I Love You》表現不佳反映的是豬哥亮與魏德聖面臨的某種(不)轉型壓力,那麼作品本身的良窳應該與票房有直接的關聯。相較之下,《健忘村》兩岸票房的失利,多少來自陳玉勳在打片時期的那場風波,面對中台輿論先後責難,最終左支右絀、落得兩面不討好的尷尬。我認為這是非戰之罪;撇開這外圍的紛爭不提,《健忘村》其實是相當高質感、並且企圖心旺盛的電影,藉由看似天馬行空、裝瘋賣傻的嘻笑鬧劇,包裝陳玉勳對於台灣社會相當深刻的觀察且極為尖銳沈痛的批判。

自從1960年代晚期開始,拉丁美洲影壇掀起一波風潮,要以高度寫實風格的電影來呼應當下的社會政治現狀、體現國家文化獨特性、並且抵抗好萊塢商業片的全球性帝國主義入侵。這風潮在1970年代傳播到非洲、東南亞等第三世界/前歐美殖民地國家,泛稱Third Cinema。1980年代晚期,電影學界出現了「國族電影」的概念,多用來指稱非北美/好萊塢地區的電影、尤其是非商業片,往往以電影故事作為國家社會現況或歷史的縮影。此說一出,有如精神分析,其籠統浮泛也正表現出其強大的解釋力,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出品的電影,若不是導演藉以點出國族歷史或集體命運,就是恰恰反映該社會徵候。一時所有北美西歐以外地區的電影都成了國族電影。

究竟是先有國族電影,還是先有「國族電影」的概念與論述;是先有心懷家國的導演拍出國族電影,還是「國族電影」的論點啟發導演拍出國族電影、也使我們戴上有色眼鏡、引領我們將若干電影解讀為國族電影?這類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恐怕難有標準答案。我便相信電影是外在世界的鏡子,兩者都是時代的產物,往往彼此映照、交相指涉、互為索引,電影與當時的時空情境總有某種對應關係;即使是《總舖師》、甚至《美國隊長》之類娛樂導向的商業片,都不免能找到他們呼應時代的線索。這或許有些走火入魔、中毒太深,但遇到《健忘村》,實在很難不將這部賀歲片也放在「國族電影」的脈絡來看。

架空在民初中國的《健忘村》,虛構的裕旺村裡發生的一連串事件,這個不過二十人的深山小村莊,由於即將通過的鐵路建設,不僅全村正反兩派騷動,也引來大哥石剝皮一派設計奪村。少婦秋蓉的丈夫朱大餅不明不白遭毒死,殺手一片雲一幫人受石剝皮之託前來刺探,村裡有個身世不明但身手了得的神拳小江南;而就在朱大餅莫名遭毒死的這碗,神秘男子田貴乘著轎子,帶來一座叫「忘憂」的神器。村長、石剝皮、乃至一片雲,三方所求都和因鐵路而起的錢財有關;田貴的忘憂神器讓所有人忘記憂愁並且廢寢忘食為他工作,卻是另有所圖。待得秋蓉發現了忘憂神器的秘密,她要的又是什麼?

陳玉勳—朱耀升編劇組合煞費苦心讓《健忘村》裡的裕旺村出現在民初的中國,不僅主要演員都至少是國語掛的台灣演員,片中甚至從頭到尾全部都是國語/北京腔普通話,但本片講的卻是台灣的故事。影評人雀雀在589期《放映週報》的影評,將《健忘村》視為陳玉勳的《讓子彈飛》,並且以不無沈痛又一針見血的筆調,指出本片的嘻笑荒唐,都是對於台灣社會無比尖銳的諷喻。確實,裕旺村、慾望村的諧音設計殆無疑義;如果我們將鐵路、裕旺村建設發達、石剝皮黑幫、一片雲土匪等論述視為符號,分別置換成現代化、都更、外來黑道、本土幫派,則《健忘村》作為國族寓言的電影作品,其概念便約略成形了。那麼,視界短淺保守卻又功利的裕旺村民無疑就是咱們台灣人,而忘憂無非便是失意,讓天真近乎愚蠢的裕旺村民不斷忘卻痛苦、甚至遺忘飢餓,一切向錢看。

(這不知哪裡版本的海報,訴求精準,特此分享)
如此解來,《健忘村》必須是寶島國族寓言。雀雀更點出,帶著忘憂神器從天而降、慈眉善目、將自己包裝成身負絕世武功的蓋世英雄的田貴,無非是國民黨外來政權的化身,而赴京趕考、儼然是青年知識份子代表的村長之子王丁遠,還沒到京城便遇上改朝換代而不知自己該是哪國人,其認同錯亂堪堪是現代台灣社會的共業。雀雀一文對於本片諷喻台灣的激賞(?),其下筆之尖銳該直接引用:「說忘了真好的村民根本是種自我寫照,無論是弊案、錯誤政策、食安風暴,我們總能在事過境遷後繼續自欺欺人的得過且過。」而片中種種於理不合之處,又其實皆盡有理,因為「邏輯在現實世界也並沒有因此真的行得通,否則台人在經歷百年來歷史摧殘後怎可能還留下最美的風景人情味?」

當然,《健忘村》的故事拉了不少支線絕對不是為了討個笑;如果石剝皮與一片雲等黑幫角色在片中扮演的作用太小、與台灣情境的對位關係稍嫌微弱,未必是因為編導的調度功力不足。而我相信陳玉勳大費周章讓全片在台灣拍攝的故事、背景卻設定在民初中國、並且片中演員的北京腔中文一個比一個溜,不該只是說個關於台灣的故事。放下身為台灣人的自我投射,並且考量本片的中國資金與市場,《健忘村》刀刀見骨拳拳到肉的譏諷所含沙涉影的,很有可能也是中國。兩岸再怎麼同床異夢,短視近利、迂腐封閉、卻又有莫名的自矜,難道不是血濃於水的共業嗎?鐵路建設衝撞出國族走向現代化,因利勢導的驅動力導致整個社會對壓迫政治的集體失憶,知識份子的認同錯亂,文青風與小確幸,難道不是兩岸皆然嗎?

有夢最美,有時是現實太過不堪。《健忘村》不為大眾所喜,原因之一或許是我們在歡騰喜慶的年節時分,不願意也無法面對如此尖銳的譏諷,正因為其背後那太過不堪的真實。有三場戲特別讓我震撼:其一,田貴捧著忘憂神器來到裕旺村大搞集體洗腦與個人崇拜,為的卻是找出讓他回復記憶的秘法;乍看之下原來田貴不為錢財而是為了找回自我,實則是連這位奴役全村、神功蓋世的英雄,自己也是失憶的,全村上下已無人知道自己究竟是誰,集體遺忘至此,令人不寒而慄。其二,誤服毒物致死的朱大餅,死後屍體發黑不腐、卻變質發硬有如銅像,最後竟被集體失憶的裕旺村民當作神像豎起膜拜。其三,同樣在片尾最後一場戲,被當作神像膜拜的朱大餅屍身放置在一片和樂美麗的裕旺村裡,而我們跟著搖身一變成為村長的秋蓉,逛遍裕旺村民擺攤販賣的手工藝品。原來,樂在其中、再度失憶的裕旺村民就是我們,是物皆可拜、看似虔敬卻精神文明極度空虛的寶島信眾,也是在滿地文創市集裡自嗨的小確幸文青,更是在不斷淘洗世代集體記憶下任人擺佈卻仍未覺醒的島民。

陳玉勳無所不用其極、可謂用心良苦的揶揄譏嘲諷刺,在影像之外也在聲音之中。一片雲幫眾現身的段落總是使用阿卡貝拉/無伴奏合唱(a cappella),可能藉機一酸時下泛濫的好萊塢阿卡貝拉秀,也或許在譏諷那群身著國民軍服、轉入盜賊的逃兵,實乃胸無見地、只會唱和的烏合之眾。但背景音樂的真正高潮,要到片尾曲《凡人歌》響起,才為全片做出一針見血的總結。這首由蕭敬騰與五月天阿信翻唱的李宗盛作品,從李宗盛1991年發表至今,已過整整四分之一世紀;一晃眼25年,我在戲院中聽到許久未聞的「道義放兩旁,利字擺中間」時,才知道陳玉勳鏡頭裡的住著平凡人的《健忘村》,竟是一曲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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