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 12, 2014

台灣在嘉農

(電影海報寫著導演馬志翔,片尾卡司表上則與魏德聖並列導演)
KANO (2014)

嘉義農林首次打進甲子園、並在初賽擊敗來自北海道的隊伍時,我們看到一位記者為他的報導寫下這樣的標題:太陽強襲  千年冰融。

由魏德聖與馬志翔聯合編導的話題之作《KANO》,承繼國片近年來回歸歷史的風潮,從時間的淘洗下被遺忘的島國記憶中,奇蹟似地挖掘出1931年嘉義農林棒球隊奇蹟般前進軍甲子園的故事。雖然台灣棒球源自日本殖民乃眾所周知,但有很長一段時間,棒球作為台灣國球的國族神話,總是以紅葉少棒為論述起點。如今,魏德聖與馬志翔給我們展示的這雙重奇蹟,為台灣國球神話的濫觴上追到日本殖民,藉由回看KANO的驚奇之旅,重新打造這個神話。

魏德聖是相當懂得製造議題的電影工作者,雖然他連續三部歷史作品,常常因為歷史細節的考證與詮釋而引發爭議,但這只證明魏德聖兼具藝術、商業與社會刺激的能耐。八田與一監造的嘉南大圳完工啟用(1930)KANO前進甲子園(1931)、嘉義設立啟用放送局(廣播公司;1943)、民間收音機普及(1930年代晚期)等不同歷史片段拼湊在一起,如報導已說明過,有戲劇考量。編導已坦承至此,確實也無須細究;只是,在此稍微澄清一下現實世界中的先後順序,比較有助於我們了解哪些部分交代了史實、又哪些部分做了較多戲劇化的調整。

魏德聖至今的三部長片皆有相當豐富的詮釋空間,引觀者尋思箇中的辯證趣味。不論是《海角七号》(2008)、兩部《賽德克巴萊》(2011)、到《KANO》,貫穿其中的一個主脈絡是日本的殖民歷史。《海角七号》的後殖民情懷與《賽德克巴萊》的反殖民抗暴精神,似乎在《KANO》得到適度的揉合。帝國殖民的深化機制往往不脫經濟、宗教與語言。1930年代初期的台灣,皇民化運動尚未啟動,通日語的台人才過兩成;然日本殖民至此已走了超過三分之一世紀,日語不但已是階級向上流動的社會資本,也自然成為公領域的通行語言。片中隨處可聞的日語對話,或許稍嫌誇大,不過用來作為殖民認同滲透到人民生活肌理的指標,則不難理解。且不論同校之中日本學生與台灣學生需要透過日語溝通,即使是台灣學生之間,漢人與原住民也必須藉由國語此溝通管道。

於是,國語不僅是標誌社會流動與鑑別公私領域的符碼,在片中表現殖民教化下流暢使用日語與中下階層如農民使用閩南語的鮮明差異;至少就嘉農棒球隊背景各異的學生來說,「國語」也成為必要的溝通工具、並進一步內化成凝聚向心力與國族認同的關鍵。然這也是所有反殖民抗爭在本體論層次上的兩難:對殖民地的人民來說,不論是殖民認同形式,或凝聚反殖民抗爭的認同基礎,即自主意識,皆已是殖民產物。

而對嘉農棒球隊員來說,形塑凝聚力的認同感還有另一個殖民母國的帝國大禮:棒球。

棒球讓嘉農一批散兵游勇在鐵血教頭近藤兵太郎(永瀨正敏)的帶領下,從一勝難求脫胎換骨、一路挺進到帝國核心甲子園。直搗殖民者主場的KANO,一開始當然受到殖民母國日本人的質疑甚至輕視、鄙視,而這也是殖民者相當典型的種族歧視:來自殖民地、半數由次等人組成的雜牌軍,如何可能擊敗天皇子民?但嘉農初來乍到甲子園,就接連狠狠教訓了來自神奈川與北海道的傳統強隊,才有太陽強襲  千年冰融的新聞標題,讓殖民者都不敢再輕視。(有趣的地方在於,北海道也是在明治維新時才納入日本治下,時程上僅較台灣略早、差別在於它不是殖民地。)

隨非洲、東南亞各地在二十世紀中葉紛紛民族自決而崛起的反殖民抗爭論述中,有個共通的主旋律,即殖民地的固有文化與文明,足以和宗主國平起平坐,也因此殖民地人民的高尚品格、優越才智乃至於體魄等能力絕不亞於殖民者。嘉農在甲子園球場的表現,正印證這個論述。破報復刊802蘇盈如對KANO編劇陳嘉蔚的訪問中,提到寶萊塢電影榮耀之役(Lagaan: Once upon a Time in India, 2001),以大英殖民產物的板球作為認同凝聚力與反殖民抗爭的重要符號,兩片精神略同。

不過,嘉農棒球隊與榮耀之役》板球隊不一樣的地方在於,嘉農是真正的雜牌軍,有六名內地(日本)人、三名漢人及四名蕃人(原住民)球員。而如果說雜種嘉農可以是預告台灣的國族符號,那麼這或許就是《KANO從反殖民進入到後殖民抗爭的時刻。強調混血混種、純粹本源之不可得的後殖民論述,多已不再從殖民地與宗主國的對立來汲取抗爭養分,卸下純種(文化、生理)血脈的政治包袱,而接受多方混雜的事實。有論者更從悲憤的殖民遺緒中走出來,認同後殖民情境可以是殖民地凝聚國族情感並以此壯大、斑斕的厚實基礎。

這樣一支雜揉著母語、族群、身分背景各異人等的球隊,恰恰呼應台灣社會的身分。後殖民社會比殖民宗主國和許多帝國都更能清楚意識到自己在這個全球化時代下的高度移民性格以及文化混雜的特性;這種多元混血的社會情境,少見於以西方為典範的國族論述,卻在後現代、後結構精神大行其道的後殖民國族論述中頗有重量。我相信KANO之所以在國內引起如此迴響,除了故事編寫、情節安排、人物設計等環節皆小心經營、加上勵志的基本精神外,嘉農棒球隊本身的雜牌軍身分能充分讓國人投射集體認同與情感,應該是最重要、也最讓人感同身受的歷史巧合。

而事實不正是如此嗎?我們這寶島上的人,不正是KANO嗎?我們不正和他們一樣,是支無人看好、靠著不斷練習不斷努力、最後力爭上游的雜牌軍嗎?




後記:看完KANO我還有一個疑問。嘉農從散兵游勇一路精進到闖入甲子園,前後跨越19301931兩個年度,而台灣日治時期最後一次大型武裝抗爭霧社事件,距離嘉農前進甲子園也僅僅不到一年前的時間。我很好奇,嘉農裡的原民球員,像是平野等人,他們是否有認同或心理上的掙扎?而接續創作兩部歷史時刻非常接近、卻在認同政治上有些歧異的作品,魏德聖(或者還有馬志翔)自己又有甚麼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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